引 子
　　
　　1948年5月26日清晨，日本长崎县佐世保港。
　　
　　从明治时代开始就一直是海军镇守府所在地的佐世保现在只能说是一个废墟。三年前落在50公里外长崎市的那颗原子弹，虽然和佐世保没有什么关系。但由于佐世保一直是日本海军的重要军港，在战争中美军对佐世保也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战略轰炸。光1945年6月28日深夜的一次轰炸，美军就出动了145架B-29超级空中堡垒在两小时内从3000米高度对佐世保投下了1100吨燃烧弹，所以佐世保市现在变成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一个美国宪兵斜背着卡宾枪，站在码头的出口，打量着这片废墟。暮春的太阳才刚刚升起，照在美国宪兵的白色头盔上，闪闪耀眼。码头边上就是一个自由市场，到处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卖菜卖旧货卖美军剩余物资，买菜买旧货买美军剩余物资的什么都有，但是更多的是在码头上再等着找活干的男人们。整个国家基本上都全被美军给炸完了，现在能找到的活就是帮美军修基地了。这些男人们基本都是陆续从海外遣返回来的，也有是在国内被就地解散的。所以大多穿着破破烂烂的旧军装，里面偶尔有几个身穿军官制服的，也不知道是从哪儿捡来的还是真的原来就是军官。
　　
　　又有一条船到了港。
　　
　　船上的乘客通过了检疫手续以后陆续出来了。这是一条从台北启航，中途在上海和青岛靠过港的日本人撤退用船，上面什么人都有。商人，官僚，教师，学生和刚从战犯拘留营甄别释放的军人。美国宪兵在一个一个地检查着他们的证件。
　　
　　一个身穿中国式长衫的中年人摘下了礼帽，对美国宪兵鞠了一躬，恭恭敬敬地双手递上了他的证件。
　　
　　宪兵打量了他一眼：这人和其他人有点不一样。虽然坐了十天海船（宪兵从他的证件上知道这个人是从上海上船的），身上肮脏不堪，散发着一股难闻的臭味。但是他的长衫却不见多少皱纹，看样子下船前整理了一番。宪兵看着他的证件，上面写着：北京大学古代文化史教授青木宪信。
　　
　　教授？难怪如此讲究仪表，和那些像斗败的公鸡似的归还军人是有点不一样。宪兵不由得多打量了这位青木教授一眼。
　　
　　大约一米七零左右的个头，在当时的日本人中也不算矮。四方脸，带着眼镜，看上去斯斯文文的，甚至可以说有点慈眉善目。但是职业的经验告诉这位宪兵，那宽大的长衫遮住了的肯定是坚硬似铁的腱子肉；满是温和微笑的脸上的眼镜片后面的双眼隐隐约约发出来的是一股寒气，甚至可以说是杀气。
　　
　　宪兵看出来了，这是个军人，一个在多次生死厮杀的战场上活过来了的军人。于是他又一次确认了通行证。证件是真的，签发单位是中华民国国防部二厅，签发人是厅长侯腾。于是宪兵摇了摇脑袋，摇去了想把这个人扣下来盘问的念头，因为他觉得下面一个身穿黄呢军服军人的光头似乎更有趣，于是挥挥手让这个青木宪信教授过去了。
　　
　　后面那个光头军人出示的通行证上写的是日本陆军汉口特务机关长福山宽邦大佐，刚刚从上海提篮桥监狱被释放出来。宪兵只管打量着福山大佐那铮亮的光头，同时在纳闷中国人怎么把这么一位特务机关长也就这么释放了，就没有看见背后发生的事情。
　　
　　那个青木教授这时双腿跪在了地上，手里捧着一把泥土在喃喃自语着些什么。那位宪兵这时如果绕到青木教授的正面去看的话，肯定能看到这位教授此时泪流满面。
　　
　　后面的福山大佐也被放行了。从出口处出来的福山，向着青木的背影摆出立正的姿势，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
　　
　　福山身边一个看起来像随从似的人不解地问福山：“大佐认识青木教授？”
　　
　　“认识，在陆大我们是同期。”
　　
　　“那我们在一个舱房十天，没见过大佐和清木教授打过招呼，清木教授怎么会是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呢？”
　　
　　“不能打招呼，他现在应该是在潜逃中。美苏中俄法五战胜国都在通缉他。和我们同舱的人里面认识他的还有，和我同时被释放的南京汪精卫政权的顾问门屋博先生不也没有和他打招呼吗？门屋先生和他在南京还共过事呢。”
　　
　　“他到底是谁？”
　　
　　“辻参谋。”
　　
　　随从几乎目瞪口呆了。日本陆军中姓“辻”的参谋就只有两个。一个是第四飞行师团参谋辻秀雄少佐，他是陆大58期的，根本就没什么名气。福山大佐在说的肯定是另外一个辻参谋：陆大43期毕业，第十八方面军参谋，全陆军几乎无人不知的辻政信大佐。
　　
　　人称“豺狼参谋”，“士官学校阴谋事件”，“诺门坎事件”，“马来战役”，“菲律宾战役”，“缅甸战役”。。。。。。“皇军”的二战史，不提到辻参谋的篇章不多。随从不由得惊讶地望着辻参谋走去的方向。
　　
　　这时辻政信已经混入噪杂的人群中不见了，在身后泥泞的码头上留下了两行脚印。
　　
　　豺狼的脚印。

“我要当军官”（上）
　　
　　石川县在日本本州岛的北部，整个县就是一个斜着向日本海伸出去的半岛。山中町位于半岛的根部，现在并入了加贺市。“山中町”这个名字就告诉了人们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山的中间，周围除了山还是山。

1962年日本制定过一个目的为了振兴所谓“豪雪地带”经济的《豪雪地带对策特别措置法》，所谓“豪雪地带”的定义就是“因为积雪太多而使得产业发展停滞并且对居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障碍的地区”。在“豪雪地带”里面还有“特别豪雪地带”的指定，就是“积雪度特别高并且由于积雪产生的长期汽车无法通行而对居民生活产生大量障碍的地区”。石川县全县都属于“豪雪地带”，山中町更是被指定为“特别豪雪地带”。
　　
　　1902年10月11日，作为六兄妹中的老三，辻政信就出生在特别豪雪地带的石川县山中町的东谷奥村。“东谷”是“东边的山谷”的意思，那个“奥”又是什么意思呢？“奥”在日语中是“里面”的意思。顾名思义，辻政信出生的地方就是“深山中的深山”。
　　
　　辻政信家有三反步的水田，大概相当于六市亩。靠这六亩田是养不活一家子的，所以，他家还要靠烧炭维持生计。辻政信的父亲辻龟吉是个乡村知识分子，能读汉书（中文文言文体的书籍），能写不错的毛笔字，还挺能说。东谷奥村只有一百来户人家，没有寺庙，辻龟吉就弄了个“真宗道场”，有点像寺庙的派出所，平时主持些红白喜事，多种经营，创造点副业收入。
　　
　　辻政信少年时代的日本是一个很奇怪的国家。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日本的胜利而结束，日本用大清支付的两亿三千万两白银的赔偿建成了八幡制铁所（现在的新日铁的前身）等工业设施，开始了工业化的进程。10年后，日本又在1905年赢得了日俄战争，虽然这次没有得到经济赔偿，但却让西方列强承认了日本的国际地位。当时日本一直在和西方列强交涉修改过去日本被迫和西方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问题但一直被西方列强所顽固拒绝，但在日本获得日俄战争的胜利以后，英美等西方列强纷纷同意修改过去的不平等条约，日本成了列强世界里的平等一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日本更是身列英美法日意五大协约战胜国，成为了一个列强大国。
　　
　　但是，这个列强大国实际上并不像从外表看上去那样光鲜。当时的日本的国威国力，确实比明治维新开始的时候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还没有解决或者找不到解决方法的国内问题却堆积如山，绝大多数国民的生活水平和明治初年相比并没有什么提高。两次对外战争的胜利所得到的利益没有还原给老百姓，反而因为日俄战争的借款和一次大战后劳民伤财的西伯利亚出兵更加增重了国民的负担。当时普通日本人的生活用一个字来说明的话就是“穷”字，如果还要再要加一个字的话就是“苦”字了。
　　
　　就看看辻政信出生的这个东谷奥村吧，一百多户人家中当时能够吃上白米饭的就只有三户，像辻政信家平常吃的是“豆米饭”，就是用大米和豆子混合起来做饭。但就这样辻家还不是最贫困的，辻政信的姐姐出嫁以后，用在娘家的老规矩，直接就把豆子倒到大米里面，省得做饭时还要再混合一遍，结果被婆婆大骂了一顿，原来辻政信姐姐的婆家根本就吃不起大米，大米是用来招待尊贵客人的，媳妇把豆子倒进了大米，就把仅有的一点大米给糟塌了。
　　
　　辻政信在“东谷奥村寻常小学校”受完六年义务教育之后，就面临一个出路问题。辻政信的成绩很好，学习，体育，音乐的分数六年里全在90分以上，是个村里出名的“秀才”，平时也不太和其他孩子打架，但是一旦开了打就不再是文质彬彬的秀才而成了一头野兽，决不服输。本来农民家的二儿子，受不起要收费的中学教育，而农民家里又没有除长子以外的儿子的地位，因此像辻政信这样的孩子的出路一般是离开家乡到城里去做童工。但政信的父亲辻龟吉却认为政信很聪明，不应该这么小就去当童工，可以努力去考免费的师范，如果考上了读出来就是小学老师，能成为上等人。所以坚持让辻政信去读小学高等科（日本的旧学制，相当于现在的初中）。
　　
　　辻龟吉很看好这个老三，坚信老三能混出个人样。所谓“人样”，用辻龟吉的话来说就是：“当上小学校长，不烧炭就也能吃饱了”，所以他对辻政信的管教非常之严，一次看到辻政信在看小说，不由分说上去就是一记耳光：“想当小学校长的人能看小说？”
　　
　　从此辻政信再没有看过小说。看小说谈不上好坏，但起码可以了解一点社会，后来辻政信基本上就成了一个对社会一无所知的以自我为中心的狂人。
　　
　　小学高等科在离东谷奥村8公里的山中镇上。为了解决学费问题，12岁的辻政信必须每天挑了炭走8公里山路到山中镇上去卖，卖完了炭才能读书。辻政信很用功，每天挑着炭走在山路上还在不停地读书。读了三年高等科，辻政信就在山路上挑了三年炭。练出了一副常人没有的脚力和耐力。
　　
　　
　　（山中温泉的日式温泉屋）
　　
　　山中镇是很有名的温泉镇，镇上温泉旅馆林立。当时在战争中发了财的暴发户不少，有钱人就来这儿泡温泉玩女人，整个镇子都浸泡在一种淫糜的空气中，最常见的景象就是喝得醉醺醺的有钱人搂着妓女在到处闲逛。连饭都吃不饱，每天都要挑炭走八公里山路才能勉强上学的辻政信看见有钱人的这种荒淫无耻很自然地极为愤慨。这就是他后来一直对喝花酒玩女人反感的根源。辻政信从这种生活的反差中知道了社会秩序的不公平，他憎恶这种不公平的社会。这种憎恶感在辻政信身上最后一直畸形发展到了憎恶社会，践踏法律的变态地步。
　　
　　战后，身为参议员的辻政信听说相当于战前陆军士官学校的防卫大学校学生们请了校外的姑娘在学校里开舞会，就在国会向当时的内阁总理大臣岸信介提出质问，说防卫大学校如此“风气淫糜，狼狈不堪，首相应该如何对处？”，引起一片嘲笑，传媒纷纷怀疑辻政信“是不是还在诺门罕或者瓜达卡纳尔岛”。
　　
　　如果这时没有那件意外的事情出现，辻政信的生活道路很可能就是高等科毕业以后考取师范学校，毕业以后回到东奥古村当小学老师。他可能会是一个好老师，因为后来在他身上表现出来的那种不肯服输，体贴部下一面的性格也似乎挺适合于做一个乡村教师。

“我要当军官”（下）
　　
　　但是辻政信终究没有做成乡村教师。日本的学校有一个“修学旅行”的传统，不管小学中学大学，毕业以前学校组织去什么地方旅行一次，辻政信的修学旅行是到50公里外相邻福井县的武生。在武生他们在“皆行社”借宿。皆行社是当时日本陆军的一种军官集会会场设施，因为武生驻有一个陆军联队，所以武生也有一个皆行社。中小学的修学旅行往往借用这种免费的地方住宿。
　　
　　辻政信他们住在皆行社的那个夜晚，正好武生联队有一次军官会议。来开会的军官们的笔挺的军服，铮亮的军靴和晃来晃去的军刀给大山里面出来的乡下孩子辻政信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辻政信平生第一次知道，原来做个军官是这样酷，他也想当军官！
　　
　　大着胆子，辻政信问一个看起来比较面善的军官：“我也要当军官，怎么才能当军官。”
　　
　　那军官朝这个乡下孩子笑了笑：“去考陆军幼年学校，考上了就能当军官”。
　　
　　辻政信很认真地记住了这个叫五岛正的少尉和这个乡下孩子开的并无恶意的玩笑。回到家对父亲说：“我要去考陆军幼年学校”。
　　
　　父亲大喜过望：“军队好，国家现在需要军人。幼年学校毕业就能进陆军士官学校，将来就是军官，太了不起了。”
　　
　　陆军幼年学校是日本陆军从德国学来的军事教育制度，招收从小学高等科毕业到中学两年级（相当于从初中毕业到高中二年级）的学生进行三年的免费全寄宿军事教育。当时一共有六所东京，大阪，名古屋，仙台，广岛和福冈等六所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和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后改名为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学生从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进入中央幼年学校然后进入士官学校本科。

六个地方幼年学校每年每校的招生名额是50名。全部加起来300名，而全国报考的考生则不下两万人，几乎是百里挑一。其考试难度可想而知，所以一般都是中学两年级的去考。而辻政信读不起中学，只有仅仅一次在小学高等科毕业时去拼搏的机会。1917年春天，15岁的辻政信到设在金泽市皆行社的考场去参加名古屋陆军幼年学校的考试。
　　
　　在学习期限上就差了别的考生一截的辻政信的考试成绩是真正的“名落孙山”——第51名，落榜了。
　　
　　落榜后的辻政信去了大阪在一家“船屋”，就是航运公司当学徒。但当了不到一个月，家里来了一封电报让他回去——他又被幼年学校录取了。
　　
　　原来排在他前面的一名考生由于体检不合格而把他替补上去了。就这样1917年9月，考试成绩为最后一名的辻政信，进入了名古屋陆军地方幼年学校。
　　
　　幼年学校的学习是很繁重的。因为幼年学校相当于高中，所以所有的高中课程都要学，而且都集中在上午这半天，下午是军事体育：体操，剑道，柔道和田径。可以说幼年学校是同时包括了两个学校：一个普通学校，一个军体学校。
　　
　　幼年学校的教学有形成日本陆军奇异性的几个特点。他不像普通高中那样教授英语，学生是在俄语，德语和法语中选一门。到以后从陆军士官学校开始分出来的所谓“幼年派”和“中学派”的原因最早就是从这里面来的。而最终把持陆军中枢机构的几乎全是幼年学校的毕业生，这就是后来陆军军部对英美几乎一无所知的根源之一。
　　
　　幼年学校是寄宿学校，平时不准外出，只是星期天才可外出一次。学生们平时和社会毫无接触，被密封了起来，这就造成了幼年学校毕业生对社会一无所知，经常用书本上的教条去愣套现实社会实际这另一个特点。
　　
　　那么这个密封起来的精英学校又是怎么办学的呢？幼年学校的教学纲领第一句就是：“陆军的气概来自幼年学校”。这句话给那些十五六岁的孩子们心理上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那么这个“陆军气概之源”的幼年学校的学生又是什么人呢？“学生就是天皇陛下的貔貅”，这是幼年学校学生受到的第一句教育。貔貅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猛兽，用来比喻勇猛的军士。《晋书&S226;熊远书》有言“命貔貅之士，鸣檄前驱”就是这个意思。换种说法就是进了幼年学校，就得准备为天皇陛下献出生命。
　　
　　幼年学校的体罚是常见的，教官对学生，高年级对低年级学生可以随手打耳光，甚至都有被打破鼓膜造成失聪从而不得不退学的事例，加上高强度的军体锻炼造成的肝炎肋膜炎退学的，经常到毕业时不满50人。
　　
　　十五六岁左右正是人生成型的时候，而进了幼年学校就好像进了一个模箱。除了长相，个头这些在物理上无法统一起来的东西之外，从思维方式到行动规范，幼年学校要求学生们全部统一。统一到什么程度？统一到幼年学校的毕业生以后一辈子习惯于看书时除了翻页不用手，手在什么地方？按照规定，手必须放在膝盖上。要不然大耳光子就上来了。
　　
　　但是这种近似于变态的严格对辻政信来说算不了什么。他渴望出人头地，来向这个不公正的社会进行报复，他也知道出人头地对他来说是多么不容易。大部分幼年学校学生出身于将官或佐官家庭，而他仅仅是东谷奥村一个炭农的儿子，家里住的是茅草屋，吃不上白米饭，他自己一放假就要回家去挑着木炭走过八公里山路去卖，什么叫做天差地别，辻政信比别人更清楚。他也知道他怎么才能成功：他必须成为第一名，他必须成为别人的学习榜样。
　　
　　1920年3月24日，入学时最后一名的辻政信从名古屋地方陆军幼年学校以首席的身份毕业，从皇太子（五年后的裕仁天皇）手里拿到了作为奖励的银怀表。
　　
　　从名古屋地方幼年学校毕业后，辻政信进入了东京中央陆军幼年学校（后来改称陆军士官学校预科，再后来又改为陆军预科士官学校）。全国六所地方幼年学校的三百名学生汇集一堂，竞争也就更加激烈。东京有个像石川县公所的地方叫“星光舍”，遇上星期天，石川县出身的人都上那儿去会会老乡，可在东京的两年，人们从来没有在星光舍见到过辻政信——他在学习。两年的中央幼年学校，毕业时辻政信还是首席。
　　
　　辻政信回到家乡的石川，加入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幼年学校的毕业生入伍时的军衔直接是上等兵。两个月升为伍长（下士），半年后升为军曹（上士）。这时以军曹的军衔进入陆军士官学校本科（后改称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本科学习时间按兵种不同略有区别，一般是一年半，毕业时军衔升为曹长（军士长）。
　　
　　陆军士官学校的学习重点是军事学，包括战术，战史，军制，兵器，射击，航空，土木，交通，测绘，马术和卫生。陆军士官学校的成绩影响着军人生涯的全部，比如说只有成绩在前20%的人才有报考陆军大学校的资格。
　　
　　辻政信是陆军士官学校36期生，1924年7月18日毕业，仍然是首席。这次他还是从同一个人手里接受了银怀表。
　　
　　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生一般在半年以后被授予少尉军衔，被称为“任官”，这个36期任官特别早，毕业生10月25日就被授予了少尉军衔。
　　
　　这三百三十名新少尉中就有辻政信。他在成功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当上了军官。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4）
　　初 露 狰 狞（一）
　　
　　从陆军士官学校毕业，辻政信回到了金泽步兵第七联队担任少尉。少尉的工资是70元，在一元钱可以买一石大米的年代这是很高的工资了，辻政信的一家也就摆脱了贫困。同时拥有幼年学校，士官学校预科和本科这三个首席毕业头衔的辻政信，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联队瞩目的风云人物。
　　
　　辻政信知道这种变化从何而来，他现在的目标也不是小小的尉官，甚至不是佐官，他要当大将。因此现在在旁人看起来眼花缭乱的荣光，在辻政信看来则还只是刚刚开始，他还要更加努力，才能爬到陆军的顶峰。
　　
　　新任官的少尉按规定两年内要住在营房内。其他的少尉们没事就跟着长官一起跑出去喝酒，辻政信从不出去喝酒。不但不喝酒，在训练时还毫不留情地指责上官：“士兵们都冻得发抖，你从哪儿喝得暖洋洋地浑身酒气”，为此常和其他军官打架，但是在一边听着的士兵们心里倒确实是暖洋洋的。
　　
　　日本军队的最基本编制是联队。每个联队都有天皇亲授的联队旗，那可是比性命还要紧的。被日军尊为“军神”的乃木希典大将曾经在西南战争时丢掉了他带的步兵第十四连队军旗，一直到最后自杀时还在做检讨。所以做联队的旗手是很露脸的事情，特别是那时候日军没事就搞检阅，举着一面联队旗走在最前面那可是很酷，很风光的事情。
　　
　　风光管风光，但在聪明人眼里当旗手并不实惠。因为联队棋手围绕着那面旗的杂事相当多，而有资格去当旗手的少尉们都是陆军士官学校的优等生，忙着准备陆军大学校的入学考试都来不及，谁愿意去干那种啰嗦事？但是辻政信的特性就是喜欢出风头，自告奋勇地就当了联队旗手。别人看重的时间在辻政信这儿基本上不成问题：他能每晚上只睡两个小时而照样精力充沛。他在马棚边上搭了张桌子，天天晚上就在那儿读书，联队的军医看见了也想跟样学样，结果一个星期没到就坚持不下去了。
　　
　　辻政信就是这样几乎可以说是变态地精力过人，而且极其善于表现这种精力过人的长处。行军训练的时候军官是轻装备的，而辻政信穿上特地改制过的军靴，两层皮，打铁掌。不挎轻便的指挥刀而跨上沉重的日本刀，再在背包里放上两块砖。见到掉队的士兵就帮他们扛枪，经常是扛两支步枪还能跟上队伍。休息的时候从挎包里拿出香烟和糖果分给士兵们，而当时辻政信自己并不抽烟。一次在行军训练中大家的水都喝完了，疯狂的辻政信和往常一样是背了两个水壶，这时他集合大家，当着众人的面，把剩下来的那壶水倒在地上，手一挥：“继续前进”。
　　
　　爱兵，体贴下情本身并不是件坏事，可是辻政信这样做的目的却仅仅是为了自我表现。有士兵不解地问辻政信：“听说少尉的工资还要养活一个大家族，那来的钱买那么多书？”，辻政信的回答是“我给《皆行社纪事》（日本陆军的一种杂志）写文章，一篇文章可以拿十元稿费，我拿稿费买书”。实际上查遍当时的《皆行社纪事》找不到辻政信少尉的文章，他是在吹牛，为了得到众人的崇拜。
　　
　　在士兵和下士官中有关辻政信的传说越来越多，几乎成了神话。辻政信也成了军官的典范，成了士兵的偶像。辻政信也就开始利用这种人气向同僚和上官发动攻击，成了个桀骜不驯的典型。1925年4月，一次辻政信在金泽城外的三小牛山演习场指挥新兵们修筑工事，正好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下来视察，辻政信停止了讲课，向联队长报告了以后按规矩等待联队长指示。
　　
　　这个吉富庄祐大佐是陆军大将寺内寿一的外甥，耀武扬威蛮不讲理惯了的。出口就是：“瞎教些什么？修什么工事？先进行冲锋练习”。
　　
　　辻政信不买账：“报告联队长，我这可是按照训练规范在教。”
　　
　　吉富大佐火了，一个小小的少尉也敢顶撞自己：“训练规范是什么东西？听本官的！”
　　
　　辻政信可不管“本官”是个什么东西：“联队长，我是按照训练规范在训练新兵，如果说我是在瞎教，那先请把训练规范改了，要不然换个联队长就换训练方法我们没法干”。
　　
　　吉富也知道辻政信说得在理，但是面子上下不来：“这是‘吉富式’的训练方法， 按照那个倒霉训练大纲训练什么用处都没有。”
　　
　　辻政信转过身来对着新兵们：“解散，吃中饭”。当时是上午十点钟。
　　
　　这个命令把大佐给吓了一跳：“辻教官，才上午十点钟怎么就吃饭？”
　　
　　辻政信反唇相讥：“联队长说我们的训练没有用处，那还训它干嘛？早点吃完中饭大家休息。”
　　
　　联队长火冒三丈：“军人怎么能没事休息，给我练冲锋。”
　　
　　辻政信不依不饶：“基础没打好以前不能练冲锋，规范上就是这么说的，不练。”
　　
　　“我命令你练。”
　　
　　“哈依，军人执行命令。”说着话辻政信就转过身来对新兵们下命令：“目标前方小山包，冲锋”，带着新兵们就冲了出去。等跑到看不见联队长了，立即下令解散。
　　
　　但如果是以为辻政信就仅仅是桀骜不驯就错了。辻政信的桀骜不驯有很精明的算计在里面。
　　
　　1926年8月，第九师团长伊丹松雄中将到辻政信所在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相当于连）来视察，看看基层部队的“精神教育”。中队长空闲升大尉就让军内赫赫有名的模范军官辻政信少尉来讲课。本来师团长来视察精神教育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担当教官会很认真地备课，然后和上官一起商量，和同僚一起准备，还要教好士兵们怎样回答问题，排演好了以后团结一致糊弄长官。可是辻政信就对中队长说了一句：“这次的题目我准备用‘军营里的公德心’”以后就再也不看见人了。空闲大尉想想从小就是首席生，现在又是模范军官的辻政信不至于会把个“精神教育”也弄砸了锅，就没去过问这件事。
　　
　　师团长来了，随从一大堆。别人是例行公事，就一个人心里在打鼓：联队长吉富庄祐大佐。他知道这位少尉天不怕地不怕，心里直祷告天照大神别让这位刺儿头再整点什么事出来。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5）
　　
　　初 露 狰 狞（二）
　　
　　精神教育开始了，辻政信首先给师团长灌上了迷魂汤：“今天讲公德心，我们不做官样文章。大家一起反省平常有没有做过违反公德的事情。师团长长期驻在国外，对外国人的公德心概念很有了解。等一下请师团长给我们讲一下外国人的公德心”。不失时机地突出了伊丹松雄中将长期担任驻巴西，美国，英国武官的显赫经历。
　　
　　辻政信提了个古怪的问题：“在军营里丢失过东西的，请举手”。
　　
　　大家不知道这个问题的含义，面面相觑，没一人举手。
　　
　　辻政信继续启发：“怎么，没人丢过东西？袜子，裤衩，肥皂，牙膏，大家都没有丢过？”
　　
　　慢慢地，一个，两个，越来越多，最后几乎全体都举了手。随着举手的人越来越多，联队长的脸也越来越红。
　　
　　辻政信不紧不慢地发表着自己的观点：“这么多人举手，是不是军营里就是小偷的世界了？是不是帝国军人全都是盗贼？不是这样的，这是管理上有问题。大家丢的都是小东西，但是丢了小东西也会受到训斥。大家为了不挨骂，就去偷别人的东西来充数，这样一来就转着圈子丢东西了。今后丢了东西，向内务班长报告一声，重新领一样就行了。这样就不会发生大家丢东西的事情了。”
　　
　　辻政信又换了个话题：“今天师团长要来，营房的卫生打扫的很干净。草地也修剪得很整齐，道路两边还拦上了绳子。谁能回答为什么要拦上绳子？”
　　
　　士兵们争着举手回答：“因为要防止有人走到草地上去踩坏草坪”。
　　
　　“要操近道而不管草坪，所谓没有公德心，指的就是这种事情。现在请师团长给我们讲讲外国人公德心是怎样表现的。”
　　
　　又显示了自己看问题角度的独特性，又拍上了师团长的马屁，就这样辻政信给师团长留下了非常好的印象。
　　
　　1927年10月，辻政信晋升为中尉；1928年12月，辻政信考取陆军大学校43期。
　　
　　陆军大学校成立于1882年，从1883年开始招生，一开始是专门培养参谋人才的，只有陆大毕业生才能佩戴参谋绶带，从事参谋业务。后来慢慢地就演变成了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陆大每年招生人数极少。首届就只招了10人，以后逐渐扩大，稳定在50人左右的水平。随着太平洋战争的开始，陆军大学校也开始胡扩乱招了，到1945年最后的第60期入学时已经是120人了。
　　
　　陆大毕业生佩戴一个专门的徽章，因为样子有点像日本天宝年间的铜钱，所以陆大毕业生被称为“天宝钱组”，同样非陆大毕业生就被称为“无天组”。两者在晋升上天差地别。陆大毕业生不出大意外，毕业后十年内肯定升大佐，将军也是指日可待。“无天组”则基本上大佐到顶，晋升将军就只有战死以后的追授才有可能。
　　
　　辻政信的目标是继地方幼年学校，中央幼年学校和陆军士官学校后，再戴上陆大首席毕业生的桂冠。辻政信脑子本来就不笨，再加上那近似于变态的疯狂精神，做到以首席成绩毕业不是完全没有可能。
　　
　　但是这次辻政信却没有能够如愿。倒不是因为现在大家都是佼佼者，夺首席不容易。而是他那恃骄而宠，目中无人的性格弄得他丢掉了首席毕业生的荣誉。在校四年中，辻政信和任课教官发生了三次激烈冲突，不要说首席毕业了，甚至连是不是要给他退学处分都曾经提上过议程。
　　
　　1931年11月，辻政信从陆军大学校毕业。虽然不是首席但也还是第三名。首席是最后担任参谋本部少将作战课长的天野正一，第二名是驻联合舰队的少将陆军参谋，死在了菲律宾的岛村矩康 。
　　
　　辻政信认为这次没拿到首席的荣誉是奇耻大辱，哪怕说瞎话也得找出个理由来。他对别人解释是：“同级生中有天皇的亲弟弟秩父宫雍仁亲王，人家是宫家，首席总要让给人家啦。”其实这仅仅是一种吹嘘，日本皇室子弟虽然经常有进陆军大学校的，但也就是在入学考试上面给点照顾。为了做到公平，皇室子弟不参加名次排列的。
　　
　　陆军大学校毕业生的前六名算优等生。首席有到天皇面前去宣读论文的荣誉，优等生能得到由天皇授予的军刀一把，因此优等生又称为“军刀组”。军刀组成员为公认的陆军精英，几乎都保证可以进入陆军最高层领导机关。
　　
　　陆大43期毕业生51人，战死追升少将的不算，终战时共有21位少将（两人死了晋中将）。而军刀组六人中除了1942年10月就在千岛群岛摔死了的参谋本部航空班长久门有文中佐和这位辻政信大佐以外全是少将。就是说辻政信的军衔其实不高，原因主要是后来在指挥瓜岛作战失败的影响。
　　
　　一般军刀组精英们的足迹是这样的：毕业后到基层部队呆一年，然后到所谓中央省部（陆军省，参谋本部）。当上课长或者升上大佐以后再去基层联队当联队长，因为日军规定晋升将官以前一定要有三年战斗部队经验，然后再回省部当部长，再下去当师团参谋长，再回省部。这时就在师团长（战时还有军，方面军，总军等职务），陆军次官，参谋次长里面跳来跳去，混得好，可以爬到最高峰：陆军大臣，参谋总长或教育总监。
　　
　　所以辻政信毕业以后，首先是回他娘家：金泽第七步兵联队。辻政信回到第七联队不到两个月，就赶上了打仗。

豺狼的脚印——大本营参谋辻政信（6）
　　
　　初 露 狰 狞（三）
　　
　　1932年1月，在关东军第二课课长板垣征四郎大佐的授意下，上海驻在副武官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策划了“12.8事件”。1月18日晚，田中隆吉和川岛芳子雇佣的流氓在马玉山路三友实业社附近伏击了日本和尚，造成一死两伤的结果。以此事件作为口实，1月28夜晚9点半从日本军舰上登陆的1700名海军士兵加上原来就在日租界的1000名海军陆战队向驻防上海的蔡廷锴十九路军发动了攻击。
　　
　　日本人小看了十九路军。1932年2月22日海军省发表的《上海事变及帝国海军之行动》表明在他们眼里：“十九路军不服南京政府统制，此次上海事变仅为反中央的广东派和共产党挑唆的结果，此类支那所特有的不服政府统制之军队居然在国际都市上海挑战我训练有素之帝国海军陆战队，实为世界公敌”。
　　
　　可是就这支被狂妄的日本人看不起的十九路军，仗却打得出乎意料的帅气冲天。日本海军临时增派的包括两艘航空母舰“加贺”和“凤翔”在内的第三舰队7000名海军陆战队还是讨不了好去。这才赶紧地又动员了由植田谦吉中将为师团长的金泽第九师团和混成第24旅团增援。辻政信中尉带着他的第七联队第二中队中队长，2月10日从广岛的宇品港出发，12日在吴淞口登陆，加入了战斗。
　　
　　对于辻政信，这是第一次参加实战，第一次和中国军队作战。他从书本上知道中国是个曾经有过光辉的过去，而现在却是满目疮痍的国家。而日本，这个曾经得助于这个古老文明许多的民族，现在是挑起命运交给他们的亚洲盟主的担子的时候了。在日本看来，在辻政信看来，日本的亚洲盟主，首先要在中国大陆做起。
　　
　　植田谦吉刚刚登陆就傲慢地给蔡廷锴将军发出最后通牒，要求十九路军撤退二十公里。这位植田谦吉的思想落后了半个世纪，现在已经不是大清朝了。蔡廷锴又不是张学良，植田谦吉的要求理所当然地被蔡廷锴将军拒绝了。
　　
　　第七联队奉命赶去支援久攻庙行镇不下的第24混成旅团，在这里辻政信见识到了这个古老而顽强的民族的不屈精神。日军发动了一次次的冲锋，但只是在中国军队的阵地前丢下一堆堆的尸体再退回来。数次冲锋未果，日军的士气和斗志也开始低落，从不抽烟的辻政信问同伴要了烟开始了抽烟。
　　
　　突然，辻政信站了起来，高举双手，向中国军阵地走了过去。一边走一边指着前面的死尸，意思是要求中国军队容许他们收容尸首。这时候中国阵地上枪声停了——你们收尸吧！这是我们中国军队的堂堂作派。
　　
　　二月二十日，辻政信不知在哪儿找了辆装甲车来掩护冲锋，自己和大队长空闲少佐亲自坐在上面。可是那装甲车不争气，冲到了十九路军阵地前面突然熄火趴窝了，这下装甲车成了十九路军的极好靶子。大家只好跳车逃命，刚刚跳下车，左膝盖就被一颗子弹击中。日军看见中尉受了伤，连忙调来两挺机枪掩护，辻政信拄着军刀，一步一步地爬了回来。大家只管忙着把爬回来了辻政信往医院送，就没有能够抢回来空闲升少佐的尸首。
　　
　　但是空闲少佐并没有死，只是受了重伤昏迷了过去做了十九路军的俘虏。十九路军不像日军那样虐待俘虏，帮空闲少佐治好了伤以后送回来了。
　　
　　这是个爆炸性的新闻，少佐大队长被俘以后又被日军所看不起的“支那军队”完好无缺地送回来了。日本军规从来就有宁死不能当俘虏的规定，早在甲午战争时的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就发过这种命令：“任何情况下决不能被敌人生擒，以死来表示日本男儿的气象，来维护日本男儿的体面”。至于大家都背得滚瓜烂熟的明治天皇的《军人勅谕》就更说得明白了：“军人的义务就是忠义，义比泰山重，死比鸿毛轻”。里面这回一个少佐大队长当了俘虏还活着回来了，让堂堂“大日本帝国陆军”脸面何存？空闲升少佐只好跑到吴淞口自杀。
　　
　　自杀完了事情还没了，空闲少佐能不能进靖国神社又成了问题。因为他不是战死，按当时的规矩不能进靖国神社，可是为了“大日本帝国陆军”的脸面，他又非进不可，于是就弄了一拨吹鼓手，吹吹打打把空闲少佐给包装成了一个“军神”，这才进了靖国神社。所谓“军神”，其实就一个负伤被俘结果被那条变态军规逼得自杀的倒霉蛋而已。
　　
　　到了3月1日，“大日本帝国陆军步兵第七联队”终于迎来了一个他们无法忘记的日子：在进攻江湾镇韩家塘的时候，联队长林大八大佐中弹身亡。这一下，辻政信的长官和长官的长官全死在了这个战场上。
　　
　　淞沪抗战的停战协定是5月5日生效的，第九师团7月份才撤回日本。因为负了伤，辻政信得到了他第一枚勋章：功五级金鵄勋章。这个金鵄勋章是很值钱的，共分7级，一级金鵄勋章每年可以领到900元终身年金，就是7级也有65元，要知道那时候二等兵每月工资只有八元八角。但是后来随着战争的扩大，发不起了，从1940年开始的新规定是不给活人这种勋章了，因为发得起养不起。
　　
　　有了这枚勋章，就也算“凯旋而归”了。但辻政信知道了他曾经面对过的是一个怎样的民族。查查辻政信的年谱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事实：从此以后他再没有敢主动挑起和中国军队的正面交锋，不是没有过这种机会，应该说他是被打怕了。
　　
　　20年后的1952年8月16日，辻政信在出马竞选众议员的演说中是这样说的：“我和俄国人，支那人，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印度人，澳大利亚人，爪哇人，菲律宾人，缅甸人都打过，负过七次伤，身上有30多处伤疤，现在身上还有20几颗子弹。
　　
　　如果大家武器一样，最强的是日本兵，其次是支那兵，再其次是诺门坎的俄国兵，接下来是印度的廓尔卡兵，第五才是美国兵，英国兵大概第七第八”。
　　
　　欺软怕硬确实是辻政信性格的一个方面。1929年9月，陆军大学校毕业的前一年，27岁的辻政信中尉和大阪的一位官吏女儿青木千岁结了婚。婚后辻政信时常打骂老婆，千岁给打的没办法，就偷偷乘辻政信白天不在家到一家柔道道场去练习。一次辻政信伸手又要打千岁耳光的时候，千岁就势抓住辻政信的手返身弯腰结结实实地摔了辻政信一个大背跨。
　　
　　辻政信爬起来，对老婆眨巴眨巴眼，惊奇地说：“你还会这个，什么时候学的？”
　　
　　从那以后，辻政信再也没有对他老婆伸过一个指头。